原標題：“懸崖村”到底有幾多?“吸毒販毒”還嚴重嗎?

　　揭開傳聞與“標簽”,走進真實的涼山

　　認識大涼山,并非一件易事。說她美麗、富饒,說她貧窮、落后,似乎都對。

　　四川省西昌市邛海邊,在涼山彝族奴隸社會博物館內,矗立有一座巨大的雕塑,姑且把雕塑叫《繩索》。

　　雕塑前一塊石碑上刻著4句話:“一根粗大的繩索,一段曲折的歷史,一個覺醒的過程,一個崛起的時代。”藝術家的設計和4句注釋,寓意深刻,發人深思。

　　說起大涼山,知道的人應該不少。在人類學家眼里,她曾經是人類保存最完整的奴隸社會活化石；在文化學者眼里,她是擁有上千年璀璨文明的神秘之地。

　　喜歡旅游的人,對大涼山更熟悉。在他們眼中,涼山有熱情奔放的彝族火把節,有美麗的邛海、仙境般的螺髻山、浪漫的瀘沽湖,還有名列“世界十大大峽谷”深度之首的大渡河大峽谷,更有令國人自豪的西昌衛星發射基地。

　　但對那些不熟悉大涼山的人來說,媒體尤其是自媒體中常見的“懸崖村”“人畜共居”“吸毒”“輟學兒童”等標簽,共同構成了一個極端落后的印象。

　　撥云見日,讓我們走進真實的涼山。

　　“懸崖村”到底有多少?

　　傳聞:說起大涼山就想到“懸崖村”

　　實情:“懸”不“懸”沒有界定標準

　　這是一道選擇題。回答“有”或“沒有”,似乎都正確,也都不正確。

　　先說說“有”的正確性。

　　四川盆地周邊的秦巴山區、烏蒙山區、大小涼山彝區和高原藏區,不僅是“蜀道難”的主要分布區域,也是四川四大連片貧困地區。

　　這里山高谷深,地勢險峻,分布著大量的高寒山村(媒體又稱“懸崖村”),生存環境十分惡劣。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特別是精準扶貧以來,這些高山村在媒體報道中,被稱為“懸崖上的村莊”“云朵上的村莊”“高山貧困村”“絕對貧困村”“極端貧困村”等。

　　近兩年,媒體集中報道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以下簡稱涼山州)昭覺縣的阿土勒爾村,并形象地稱它為“懸崖村”。

　　一段時間里,一說到“懸崖村”,人們自然想到昭覺縣的這個村；一說起大涼山,人們習慣性地聯想到“懸崖村”。

　　從新版漢語詞典和字典的文字解釋看,似乎說“懸崖村”也有點靠譜。近兩年,大涼山昭覺縣、長江三峽、太行山等媒體報道過的村,的確又高又陡,符合“懸崖”這一詞義,稱“懸崖村”也不算錯。

　　由于懸崖沒有高低標準。在中國西部、中部的大山區,這樣的高山懸崖村更不少見。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的懸崖村很多,大涼山的懸崖村也很多。

　　再說“沒有”的正確性。

　　沒想到的是,盡管各地都承認有高山村,但《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在各地山區縣采訪高山村時,除了昭覺縣承認這個“懸崖村”外,各地均異口同聲否認:“我們這里沒有懸崖村。”

　　因為媒體集中報道過的昭覺縣“懸崖村”,提高了阿土勒爾村的知名度,帶來了社會和政府的大投入,好處多多。而其他地方之所以一概拒絕承認,因為“懸崖村”成了負面、落后的代名詞。

　　涼山州交通系統一位干部說:“什么叫懸崖?沒有標準,也不是交通術語。”

　　“懸崖村是個特例,是媒體加工的特例。四川有多少懸崖村?沒有數據,因為沒有對懸崖和懸崖村的界定。”四川省公路局幾位專家明確指出。

　　其實,不管叫“高山村”還是“懸崖村”,它們就在那里。從精準脫貧角度講,它們不僅是脫貧攻堅的硬骨頭,也是基層干部簽下“軍令狀”必須限期攻克的“堡壘”。

　　“小康路上一個都不能少。”四川基層干部認為,是否叫“懸崖村”不可怕,關鍵是要戰勝“思想上的懸崖”,消除等靠要思想。只要打破畏難情緒,就能攻克“堡壘”,實現精準脫貧。

　　“人畜共居”咋回事?

　　傳聞:門前一堆糞；墻上不開窗

　　實情:落后的居住習慣已基本絕跡

　　“門前一堆糞”“人畜共居”“墻上不開窗”,這曾經是大涼山高寒山區群眾上千年的居住習慣,也曾是大涼山區給外界最直觀的第一感受。

　　但現在可以肯定地說,經過這一輪精準扶貧的強力推進,這種落后的居住習慣已基本絕跡。這是一個劃時代的進步。

　　探究“人畜共居”背后的深層次原因,絕對不能簡單地用彝族群眾素質低來片面解釋。

　　西南民族大學教授烏尼烏且曾告訴記者:“關于人畜共居,是為了安全,是迫于無奈,是出于習慣。奴隸主把奴隸與牛羊關在一起,也是為了保護財產。”“過去不開窗戶,很簡單,高山上要避寒,沒有玻璃,哪能開窗?”

　　“混居有歷史原因,在高山上住一起可防凍,防盜。”涼山州民宗委一位干部告訴《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過去搞移民搬遷、“三房”建設,乃至這幾年搞的彝家新寨、易地移民扶貧搬遷、農村危房改造,都是為了解決人畜混居問題。

　　彝族學者阿古扎摩撰文指出,彝族本來就是一個游牧民族,彝族人稱自己的財產為“直渣”,意為錢糧,“直”主要指馬、牛、羊、豬、雞。“因此在修建住房的時候,就統一把牲畜圈和居住房合為一體,以便于住守和管理,并非不講衛生。”

　　追趕現代文明,涼山人一直在努力。

　　首要的有效辦法就是住房改房。州扶貧辦原副主任胥國榮曾告訴記者,1982年,一位中央領導來涼山后,首次開始了住房改造。1993年,另一位中央領導視察后,首次提出“人畜分開”等基本標準,連續搞了7年的住房改造。從2003年至2008年的三房改造扶貧工程,累計改了8.5萬戶。從2009年開始,有14萬多戶列入了“三房改造”計劃。

　　盡管這幾次的標準都太低,但卻是最受群眾歡迎的民生工程。

　　經過多輪扶貧攻堅,加上本輪正在實施的“精準扶貧”戰略和“易地扶貧搬遷”措施,涼山彝族群眾已經同步跨上了脫貧奔康的快車。

　　根據記者這幾年的實地調研,說“人畜共居”在大涼山區已基本絕跡,并不過分。完全可以相信,到2020年,徹底告別“人畜共居”絕對有把握。

　　涼山州甘洛縣烏史大橋鄉,正在建設家鄉的當地群眾奮力抬電線桿,向山頂的二坪村攀登。新華社記者 蔣作平 攝

　　“洗洗手”也叫革命?

　　傳聞:“涼山老百姓有很多陋習”

　　實情:精準扶貧已精準到生活細節

　　沒錯,同大涼山高寒山區的“住房改造”一樣,這也是一場革命。這是中國在當今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減貧運動,也是最精準的扶貧措施。

　　有了好的住房,才能具備養成好習慣、形成好風氣的物質條件。

　　涼山地區地理位置特殊,南有金沙江,北有大渡河,從東到西是一條條高高的大山。山水阻隔,加上歷代戰亂、家支爭斗、民族隔閡,大涼山就是這樣經歷了一千多年的極端封閉社會。

　　1956年1月,老紅軍、副州長王海民在涼山州第一次勞動人民代表會議上,舉鐵錘砸鎖鏈,象征涼山民主改革正式開始。

　　50余萬奴隸(其中鍋莊奴隸近6萬人)得到解放,100%的翻身奴隸和80%以上的勞動人民擁有了土地、房屋、牛羊等生產生活資料,掌握了自己的命運。1958年3月,民主改革取得勝利,標志著涼山奴隸制社會的終結。

　　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夜翻身,昔日的農奴“當家做主”,并不代表社會文化的全面提升。

　　彝族學者巴且日火撰文指出:彝族人“一步跨千年”的結果是,還未能完全舍棄舊傳統文化的行囊,行走在現代社會文化的大道上難免有“踉蹌”感。

　　彝族資深學者馬爾子等撰文指出:“民改時彝族人口達100萬,如此之多,但沒有自己的集市貿易……無城無市(封閉)的生活在漫長的歲月中,引導彝人從貧困走向貧困……這就是歷史上覆蓋涼山彝族整體貧困的帽子。”

　　經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扶貧,部分群眾解決了低標準的“酸菜土豆”型溫飽。但很長一段時間內,人畜混居現象依然存在。省民委一位干部說:“老百姓有很多陋習,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如不洗臉、不洗手。”

　　1997年,國家民委一位副主任實地察看后評價:“這是原始貧困。”

　　1989年,記者遍訪大涼山,仍然是極端貧困。美姑縣一位干部告訴記者:“目前已在寄宿制學校中推廣三洗,即洗手、洗臉、洗腳。但都比較困難。”

　　而“不洗手、不洗臉”與其說是“落后習慣”,毋寧說是生活條件極端落后中慢慢形成的。

　　涼山州彝族學者羅洪茲格曾撰文指出:“飲用的水不是坑積水、就是到幾里外去背的水。用水難、飲水難,迫使村民難以講究個人、家庭、環境衛生,因此,貧困和疾病相依相伴。”

　　要實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在本輪精準脫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戰中,涼山州把扶貧攻堅的部分內容形象化為“三建四改五洗”。“三建”即建庭院、建入戶路、建沼氣池；“四改”即改水、改廚、改廁、改圈；“五洗”即洗臉、洗手、洗腳、洗澡、洗衣服。州內有的單位還稱這是“四改革命”“五洗運動”。

　　這一次是現代意義上的一步跨千年,真的是在拼命補千百年來欠下的課。涼山州把“五洗”作為“養成好習慣”的重要內容,說明“精準扶貧”已“精準”到細節上。

　　“輟學兒童”有那么多嗎?

　　傳聞:涼山“輟學兒童”很多

　　實情:已經沒有因貧輟學現象

　　答案很簡單:過去很多,現在已經沒有了。

　　有人說,四川在涼山州實施“一村一幼”以來,涼山州農村幼教點的密度,已超過全國所有的大中城市,實屬創造了解決“上學難”的奇跡。

　　教育狀況是反映一個區域文明、進步、開放狀況的重要標志,也是衡量一個區域的未來是否充滿希望的尺度。

　　彝族資深學者馬爾子曾撰文回憶:“解放以后出生的涼山彝區兒童,最早接觸且接觸最多的漢人當屬教師了,這些教師雖然不懂彝語,但從他們的溫和的眼神、親切的笑容中,孩子們分明感受到了他們并不像父輩所描述的那樣,是窮兇極惡、專割小孩耳朵的壞蛋。相反,他們穿著干凈的衣服,舉止優雅、彬彬有禮,并且似乎無所不知。”

　　有“人類文明工程師”稱號的教師,在今天的大涼山,不僅傳播知識,而且傳播文明。不僅教孩子們洗手、洗臉、刷牙等衛生習慣,還傳授愛黨、愛國、守法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25歲的四川師范大學研究生支教團成員李詠翰,到普格縣中學報到,看到的是勃勃生機,“真的沒想到,這里的硬件教學條件,一點不比內地城市中學差。”李詠翰說。

　　讓他更沒想到的是,通過信息技術,普格縣中學師生與相隔500多公里外的名校——成都七中育才學校,實現了同步直播上課、教師同步備課辦公。“借助‘智慧云’,名師搬到了彝區課堂,偏遠、閉塞的民族地區孩子,也享受到了優質教育資源。”李詠翰說。

　　四川把教育作為斬斷貧困代際傳遞的治本之策,涼山教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截至2017年底,3000余個幼教點遍布全州。涼山州在園(班)幼兒24.34萬人,學前3年毛入園率達83.35%；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達76.23萬人,小學、初中適齡兒童少年入學率達99.54%、93.17%。

　　涼山職業技術學校副校長李濤說,不僅全校無因貧輟學現象,而且學生有明確的就業方向,能起到“一人讀書就業,全家脫貧”的效果。

　　“短期扶貧靠產業,長期要靠教育。”布拖縣副縣長比布有打告訴記者。在2014年四川省兩會上,他呼吁在涼山州全面免除3年幼兒保教費和3年普通高中學費、書本費,如今已成為現實。

　　“教育會改變70后、80后這代人的后代,使后輩人文化素質得到整體提升,他們會成為未來涼山發展的希望。”比布有打堅信。

　　“吸毒販毒”還嚴重嗎?

　　傳聞:吸毒販毒重災區,艾滋高發區

　　實情:源頭“治毒”成效突出

　　答案很肯定,過去不僅有,還曾經很厲害。但據記者眼見為實,現在已經得到有效遏制。

　　21歲的小伍(化名),家在昭覺縣竹核鄉的木渣洛村,是曾經的吸毒、販毒重災區,也一度是艾滋病高發的地區。

　　小伍從四川眉山市衛生職業學校畢業,目前一邊在昭覺縣城的一家診所打工,一邊為考取護士從業資格證書而努力。她說,選擇學醫跟她童年的記憶有很大關系。

　　上世紀90年代,正是竹核鄉“毒情”最嚴重的時候。小伍的姑姑和父親都染上了毒癮。姑姑的身體越來越差,10年前就去世了。長大后才知道,奪走姑姑生命的正是艾滋病。

　　家人的離去帶給這個家庭很大的觸動,小伍的父親痛下決心,戒除毒癮。

　　就在他父親暗下決心的同時,一場全民動員的禁毒斗爭也在涼山打響。

　　今年50歲的王洪來自距木渣洛村20公里的城北鄉古都村。他14歲那年,母親去世,他打工,后做起皮毛、藥材生意,成為村里“最會找錢”的人。

　　而此時的老家古都村,一些人染上了毒癮,還有一些人在高額利益的誘惑下走上了販毒的不歸路。

　　眼看著被海洛因荼毒的村莊越來越蕭條,王洪眼里常常涌出淚水。

　　2005年,王洪思量著給吸毒的年輕人找條正道走。那一年,他還遞交了入黨申請書,成為預備黨員,兩年后高票當選村支書。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搞一場民間“禁毒運動”。他召開了禁毒大會,召集村干部和有威望的老人,制定了村規民約。

　　他們組織人員晚上搞突擊檢查,發現吸毒、販毒的馬上向警方舉報。他還請來“畢摩”,用古老的方式“治毒”。

　　涼山州公安局一位負責人表示,當前涼山正把禁毒工作,作為事關涼山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民族前途命運的大事來抓,禁毒工作堅持力度不減、標準不降,推進重點整治地區“去標簽行動”。

　　2017年,涼山對外流販毒保持嚴打高壓態勢,派出了15支小分隊赴全國重點地區協作整治清遣外流販毒人員,協助破獲毒品案件202起,打處犯罪嫌疑人277人。

　　如今,涼山州全面開展了禁毒“五大行動”:破案攻堅、外流販毒整治、堵源截流、收戒轉化、預教管控。

　　民間的禁毒工作也毫不松勁,目前像古都村這樣的民間禁毒協會,已經覆蓋昭覺縣271個村,參加協會的家庭達到9.6萬戶15.2萬人。

　　彝族著名學者張明評價說:“現在涼山彝區各級政府全力以赴解決這一致貧的病根,特別是利用彝族家支的自治功能對吸販毒問題進行防治,并在村規民約中明確規定了家支的禁毒任務,做到家族內部人員無參與販毒、種毒、制毒現象。這是從源頭上治理,成效非常突出。”

　　涼山在小康路上會不會掉隊?

　　答案很肯定,不會。不僅不會掉隊,而且一定能夠與全國人民一道,同步完成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

　　最大的理由,是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1935年5月,中央紅軍先遣隊司令員劉伯承與彝族當地頭領果基小葉丹欣然決定,在彝海子邊打雞吃血酒結拜兄弟。

　　“彝海結盟”后,紅軍順利通過了彝區,給萬里長征增添了光彩的一筆,是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在實踐中的第一次體現和重大勝利。

　　解放后,特別是1956年的民主改革,終于廢除了奴隸制。在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彝族代表伍精華以《從奴隸社會向社會主義飛躍》為題作大會發言,受到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的贊揚,贏得全場代表雷鳴般的掌聲。

　　幾十年來,涼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譜寫了從落后走向進步、從貧窮走向富裕、從封閉走向開放的恢宏詩篇。

　　2014年,隨著精準扶貧在全國全面啟動,一場新一輪扶貧攻堅戰在涼山大地展開。“開局就是決戰,上陣就要沖鋒”。在大涼山各地,每天都在發生著“千年巨變”。

　　喜德縣阿吼村,年近八旬的阿說牛牛老人,在看到政府為她修的新房后,高興得落淚。她拉著第一書記王小兵的手說:“如果阿媽還在,我一定要把滿柜子的臘肉和大米送給她吃!告訴她現在過上了想都想不到的好日子。”

　　王小兵告訴記者,這個高寒山區村已于2017年整村脫貧。這兩年,20多位姑娘嫁進了這個山村。村民們擯棄陳規陋習,過上了“住上好房子、過上好日子、養成好習慣、形成好風氣”的四好新生活。

　　在涼山州,“干部苦幫、群眾苦干”的場景到處可見。全州9000多名幫扶干部、2497名第一書記、280名禁毒防艾和計生專職副書記扎根一線。

　　據涼山州政府副秘書長、州扶貧和移民工作局局長王永貴介紹,2012年全州貧困人口達94萬,約占全省貧困人數的13%。黨中央、國務院提出“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以來,國家、省級部門加大對大涼山彝區的投入力度,中央、省上財政投入比例每年增幅都在50%以上。

　　王永貴告訴記者,從2013年至2017年底,全州5年內完成了44萬人的脫貧任務。僅僅兩年多,“彝家新寨”就讓10余萬戶村民搬入新居,易地扶貧搬遷人口也達到10.16萬。

　　他充滿信心地告訴記者:“干部用辛苦指數換來老百姓的幸福指數,從2018年起,未來3年,涼山州有信心完成11個國貧縣的摘帽工作。”

　　從向深度貧困宣戰到向陋習宣戰,從住房革命、廚房革命到廁所革命,涼山州開辟了一個又一個精準脫貧的主戰場。這些攻堅戰,越往后越艱難、任務越艱巨。要獲全勝,還有很多堡壘需要攻克。

　　全州貧困人口從2013年底的94.2萬人減少至49.07萬人,全州貧困村從2072個減少到1118個,其中深度貧困村從1350個減少到1002個。這意味著,下一步需要脫貧的高達49萬多人,大多數居住在海拔更高、生產條件更差的高寒山區,脫貧奔康的難度更大。而后面的1118個貧困村,就有1002個是深度貧困村,也就是說幾乎全部是深度貧困村,難度更大是不言不喻的。

　　既然是深度貧困村,作為扶貧的生命線——公路建設,就成為更硬的硬骨頭。特別是大渡河、金沙江兩岸的高山村,幾乎大多屬于媒體所稱的“懸崖村”。修路難,修好路后保通保暢更難。據2017年6月的一份材料顯示,在四川彝區還有9個鄉、24個建制村不通公路,有101個鄉鎮、1981個建制村不通油路或水泥路。要限期完成,任務十分艱巨。

　　另外,當地政府也清醒地提出,要“看得見”的貧困與“看不見”的貧困一起抓,治愚治毒治病治超生“四治并舉”。這些哪一項都不輕松。

　　首先,貧困程度差不多的山區群眾,也就因為收入多幾塊錢,或多養一只雞一只羊,沒有評上貧困戶,這就是“臨界貧困戶”,這部分群眾在大涼山估計也有好幾十萬。他們沒享受到一系列扶貧政策,但他們也必須同步奔小康,這也是擺在黨和政府面前,需要繼續解答好的“考題”。

　　還沒有養成、還正在養成好習慣、好風氣的群眾,這屬于精神貧困,也就是看不見的貧困,這既離不開貧困戶自身物質條件基礎,也離不開社會經濟水平整體提升的大環境,也是一項需要久久為功、持續發力加以解決的問題。

　　一個有希望的民族,在經歷了最痛苦的自我革命之后,獲得的必然是最偉大的重生。簽下的“軍令狀”,基層干部信心滿滿,脫貧攻堅的“硬骨頭”,一定能啃下,涼山彝族人民在小康路上絕不會掉隊。（記者 蔣作平、肖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