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安：先行先試打造融合發展“升級版”

　　2001年7月,北京申辦奧運會成功,世界為之矚目。幾乎與此同時,在“要首鋼還是要首都”的環境壓力下,這家大型國有鋼企開始陸續外遷至秦皇島、遷安和曹妃甸。由此,首鋼以及承接首鋼的遷安,客觀上成了日后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先行者

　　濱河村隨處可見“北京元素”

　　過去12年,王明秀一到休班就回北京看望在婆婆家讀書的女兒,每月往返兩次,雷打不動。從河北遷安到北京石景山大約250公里,她笑著說,估計能繞地球好幾圈了。

　　2005年,她離開父母和孩子,隨首鋼外遷大軍來到遷安。大巴車從京沈高速遷安出口駛離,窗外掠過灤河連片的河灘,別樣的景致吸引不住她那顆始終放不下的歸心。

　　2003年,迫于環境壓力,在“要首鋼還是要首都”的決絕中,首鋼決定在遷安成立首鋼遷鋼公司,成建制開始外遷。地企融合,客觀上成為今天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先行者。

　　2005年來到遷安的張敏一家,則在遷安買了房,女兒就讀于廠區濱河村的首鋼礦業子弟學校。

　　“房子沒怎么捯飭就搬進來了,尋思如果企業效益不好,或者入學政策有變,就提前回北京。”她至今還是這樣的想法,等女兒上了大學,自己也到特殊工種45歲退休的年齡了。

　　從京郊農村走出來的張敏告訴記者,當年離開北京的首鋼職工,或多或少懷揣為大家舍小家的悲壯,每個月2000元的異地補貼,當年的確也不是一個小數目。

　　隨著國家關于國有企業“三供一業”移交社會管理政策出臺,張敏知道捱不過2018年年底最后期限,遷鋼家屬區水、電、暖和物業管理都會移交出去,而能否繼續享受北京的教育政策,成了部分職工共同的隱憂。

　　鐵礦石儲量超過27億噸的遷安,擁有亞洲最大的露天鐵礦。早在1959年,首鋼在遷安建立礦業公司。與此配套,首鋼礦業職工子弟學校隨后成立,至今已有50多年歷史。該校使用北京教材與教學大綱,教學教研質量由北京市教育部門主抓,高考用的也是“北京卷”。

　　陳小偉清楚地記得,高中時班上有兩位同學,父母都是礦業公司雙職工,高考時以“北京生源”考取了北京高校,而成績也很優異的她,只考上石家莊一所高校。畢業后選擇到遷鋼工作的陳小偉,如今已經成長為企業中層干部了。

　　在子弟學校上學的兒子明年高考,陳小偉有些猶豫,如果考不好,是不是復習一年再考?她仔細比較過,北京和河北的教學大綱不一樣,教育內容也有差異。

　　張敏10歲的女兒在濱河村長大,她顯然比父母更有歸屬感。每年春天,這批北京孩子,一起興高采烈地到北京春游。放假回到北京,姥姥開玩笑問她是哪里人?小家伙毫不含糊地回答:“我是濱河村人呀!”

　　十幾年間,遷鋼的產能從200萬噸躍升至800萬噸,職工人數超過7000人。期間,已經有5000多名從北京來的遷鋼職工,以退休、買斷或調離的方式離開遷鋼。遷鋼北京職工的平均年齡,也從37歲“長大”至43歲。

　　每天早晨和中午,遷鋼的通勤大巴,載著倒休的北京職工,從濱河村駛向200多公里外的首都。原來通勤車的編號是從A到F,現在只剩下ABCD四輛,還經常坐不滿。

　　值得一提的是,許多離開遷鋼的北京職工,并未離開遷安,而是就近成了民營鋼企的“座上賓”和“搶手貨”。陳小偉表示,首鋼入駐遷安,不僅僅是產能數字的提升,更是在人才、技術方面的引領。

　　雖然濱河村里的遷鋼人不斷更新換代,但隨處可見“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檢察院派駐首鋼遷安礦區檢察聯絡室”、“北京市石景山區首鋼唐山地區社會保險事務服務中心”、“首鋼礦山街委濱中居委會”等“北京元素”,依然是這里一道獨特的風景線,無聲地述說著首鋼與遷安融合發展的歷程。

　　新生代職工趙成龍或許更能代表遷鋼的未來。2010年大學畢業,從遷鋼生產一線做起,成長為企業機關管理人員。小趙自豪地告訴記者,他稅后月收入7000多元,在遷安已經相當可觀,可以對付“一動一不動”(遷安當地對于車和房的代稱)的支出。

　　松汀村告別“霧霾源頭”引來“鋼鐵聯盟”

　　2016年12月16日,北京發布空氣重污染紅色預警,有記者去遷鋼附近的松汀村待了3天。被一眾鋼鐵企業和煤化工廠包圍的松汀村,很快被描述成“北京霧霾源頭村”。這個莫須有的“帽子”,令遷安人多少有些抬不起頭來。

　　2017年12月12日,松汀村,空氣質量優。

　　遷鋼廠區圍墻外,一位撿焦炭的婦女,裹著厚厚的頭巾,一上午沒有撿到幾塊。她覺得納悶:為什么今年運炭的車少,還包得嚴嚴實實,很少往下掉炭?

　　今年秋冬季,京津冀實行“史上最嚴”限產。遷鋼主管安全環保的高級工程師翟俊說:“環保部、河北省、唐山市和遷安市,幾乎天天都有人來抽查。有時候一天來好幾撥,還互相不認識。”

　　翟俊算了一筆賬,遷鋼在環保上已經投入58個億,占全部投資的12%,環保設施已經達到地方最高水平。

　　鑒于此,今年遷鋼的限產率僅為16.5%,共計49.5萬噸。以全行業50%的平均限產率計算,相當于遷鋼多出了20億元的產值。

　　遷安市環保局副局長李興,給出了這樣一組數字:自2014年到2016年,遷安市重度以上污染天數,分別為68、64、28,2017年還沒有結束,重污染天數大幅下降已成定局。

　　“感覺今年入冬后,天天都是大藍天。”王明秀甚至有些欣喜。前幾年坐通勤車回北京,高速公路經常因為霧霾封道限行。

　　為了提高空氣質量,這個市實施從冬季清潔取暖到城鄉增綠擴容的六大重點舉措,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科學治霾、協同治霾和鐵腕治霾。劉育松和他參與管理的京津冀鋼鐵產業節能減排技術創新聯盟,兩年前就加入了這場協同治霾行動。

　　2015年,由京津冀三地科技部門共同發起這個“鋼鐵聯盟”,將遷安作為相關科技成果轉化的落腳地。從高爐余熱回收、廢氣生物發酵到高效除塵脫硝……兩年多來,“鋼鐵聯盟”不斷用科技手段推動企業轉型升級。

　　在此之前,劉育松的身份是北京市科委的干部、“首都藍天行動”主要負責人之一。他經常和專家一起“會診”松汀村周圍的鋼企的健康狀況。對于松汀村大氣質量的變化,劉育松深有感觸,國家的環保等級在不斷提高,遷安鋼鐵企業對于節能減排的技術需求也在不斷升級。

　　“尤其是,這種技術需求逐漸從被動式變成主動式。”他說。

　　十九大報告指出,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牛鼻子”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遷安市京津冀協同發展辦公室工作人員侯飛認為,像遷安這樣的縣級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主要是靠項目落地。今年以來,遷安共接納億元以上的京津項目22個,總投資超過110億元。分析這些承接項目,大部分還是圍繞鋼鐵產業鏈。今年承接的22個項目,17個和鋼鐵相關。

　　被灤河穿城而過的遷安,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北方秀麗水城。2017年,遷安獲評全國文明城市,這是目前國內城市綜合類評比中的最高榮譽。為了配合招商引資,遷安明年將“進一步加大在京津地區新聞媒體的宣傳力度,著力打造遷安作為全國知名的水城、綠城、園林城、文明城的城市形象”。

　　到2020年,隨著京唐城際鐵路的開通,北京到遷安僅需要48分鐘,遷安將真正加入首都半小時經濟圈,這也將進一步放大遷安的產業和生態優勢。遷安的未來正在被更多人看好。

　　固安：優化區域分工不甘做“睡城”

　　固安地理位置優越,古有“天子腳下”之稱。和其他環京區縣一樣,探討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帶動作用,房地產是避不開的話題。但對于土生土長的固安人而言,獲得感包括但不限于手里的回遷房鑰匙

從“拆二代”的回遷房到“北漂族”的住房夢

　　2017年最后一個月,汪海一家三口分到了5套兩居室和1套三居室。經過多年的等待,汪海終于把自己熬成了一個“拆二代”。

　　“這不算多,有幾家分了十幾二十套。”他很平靜地說。

　　汪海所在村,和北京僅一河之隔。房地產公司在此深耕多年,村子早已被別墅和洋房包圍。現在,村子終于蓋起了15棟回遷房。

　　僅從外觀來看,汪海的房子和四周的高檔住宅并沒有違和感,不過小區的名字從原來的“某某村”,變成了“某某公館”。

　　6月2日起,北京天安門正南50公里的固安,開始執行商品房限購政策。今年簽約的住宅數量超過一萬套,但近3個月的簽約數量僅有200多套。

　　“我半個月賣了四套,客戶都是北京過來的。”與汪海同村的林浩,此前在固安縣城做房地產中介。限購出臺后,他把陣地轉移到了家門口,做起了回遷房“買賣”。

　　對于回遷房交易的可靠性,林浩不無戲謔地回應說,“有啥不放心,話說回來,你想買商品房也沒資格呀!”

　　顯然,探討京津冀協同發展對環京區縣的帶動作用,房地產是避不開的話題。但對于這些土生土長的固安人而言,京津冀一體化帶來的獲得感,不限于握在手里的一串鑰匙。

　　固安戶籍人口48萬,常住人口卻有80萬左右,很大一部分是上班在北京,生活在固安的新固安人。

　　29歲的王建酷愛籃球,他說幾年前肯定想不到,固安會有自己的室內籃球館。他參與組建的“固安順輝瓷磚籃球隊”,共有19名隊員,8位來自外地,經常活躍在新建的固安市民活動中心。

　　今年,幾個核心隊員籌錢租下一塊空地,修建了自己的籃球場。王建更喜歡說,“現在我們都是新固安人。”

　　核心球員彭棟是四川人,公司在北京西南四環。為了躲避擁堵,他每天5點半就要出門,晚上8點才能回到固安。

　　“如果非要說固安是一座睡城,那它也是一座有溫度的睡城。”固安實現了他的住房夢,買了第一輛車,有了第一個孩子。今年,愛人又生了一個可愛的女兒。

　　小女兒出生時,他恰巧出差,隊友和當地的朋友,替他事無巨細地張羅。隊友的父親突發重疾,希望到北京一家大醫院就診,彭棟利用自己的“人脈”輾轉聯系,結果爭取到了理想的主治大夫。

　　就像他在球隊中的主力位置一樣,彭棟在固安找到了存在感:每周一、兩場酣暢淋漓的比賽,還有彼此間的幫助和分享。京冀公共資源的現實落差,也被這位充滿干勁的父親,一點一滴地彌合:沒有北京戶籍,他讓6歲的兒子上固安口碑最好的幼兒園……

　　彭棟說,自己越來越喜歡固安,體會到這里越來越濃厚的人情味。

　　落戶新固安,航天振邦與北京八中的共同選擇

　　驅車穿過固安縣城的106國道,兩側林立的社區似乎都叫同一個名字“英國宮”。這是一個滾動開發了13期的房地產項目,以至于有人開玩笑說,“一進固安就迷失在宮中”。

　　本世紀初,固安的財政收入還在1億元上下徘徊,2017年,這個數字有望突破100億。快速增長的背后,離不開房地產這只推手。

　　“房地產賺的是快錢,實體企業賺的是慢錢,不過慢有慢的好處。”在固安新興產業示范區,固安航天振邦負責人馮秀閣,追憶起來固安投資建廠的過程。

　　“固安,那不是到了河北嗎?”2010年,這家在北京日益感到空間緊張的機械加工制造企業,看上了固安豐富的土地資源,于是派老馮過來考察。他很快發現,固安與北京只隔著一條永定河。一年之后,航天振邦就在固安建成投產。

　　走進曾為神舟5號、神舟6號飛船提供重要零部件的航天振邦,生產車間墻上有一句醒目的口號:世界上的事最怕認真二字,振邦人最講認真。

　　這家賺慢錢的公司,為固安帶來了4000多個就業崗位,員工平均收入7000元。“企業在固安,收入對標北京。”72歲的馮秀閣精神矍鑠,“未來航天振邦在北京和天津的公司,都將搬到固安。”

　　落戶固安的京津項目中,北京八中固安分校是由北京市西城區和廊坊市政府間合作敲定的教育協同項目。來自北京八中的分校校長王金才,是一位教齡超過30年的教育專家。他的理想是讓北京八中的素質教育理念,融入更多新固安人的血液中。

　　2014年,北京八中固安分校開始招生,但一開始并未得到當地家長的信任:這里是河北,素質教育見長的北京八中,對寄希望于應試教育分數的家長來說,顯然遠水解不了近渴。

　　多年的教育實踐讓王金才堅信,素質教育和考分之間并不矛盾,但是讓當地教育部門和家長認識到這一點,顯然還需要時間,也需要更大的投入。

　　令人們驚奇的是,今年固安中考前10名,7位出自這所新校。一年級網上招生,僅僅用了36個小時。王金才自信地說,依托北京八中的底子,將來設立高中之后,70%的一本率和每年5到10名學生考上清華北大,是沒有問題的。

　　天安門正南50公里的固安,產業與交通雙輪驅動,在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方面的磁場變得越來越強大。從航天振邦和北京八中固安分校所在的新興產業示范區,到中北部的工業園區,再到東部接壤首都新機場的空港產業園區,固安已經形成了完備的空間布局規劃。

　　2017年前11個月,圍繞“電子信息、航空航天、高端裝備制造、商貿物流、生物醫藥”五大支柱產業,全縣累計簽約億元以上產業類項目85項,總投資210.4億元。

　　尤其是作為北京新機場臨空經濟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固安正在借力新空港的利好,以航空科技創新為導向,以華北航空服務聚集區為目標,引入北航國防氣動熱力國家重點實驗室,航天一院、六院旗下多家科研院所,做好服務配套的同時,積極促成區內企業和科研機構達成戰略合作……

　　雄安：京畿重地集中承載“新使命”

　　整個雄安都在靜靜地等待高起點、高質量規劃的出臺。此前,那些被預期吊起了胃口的雄安人,開始重構自己的預期,正在逐漸從“能賠我多少錢”,變成“我能擁有怎么樣的美好生活”

爭當“新移民”,奧威路上“央企一條街”

　　12月13日,國家語言資源監測和研究中心發布了“2017年中國媒體十大新詞語”,“雄安新區”排名首位。這個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后,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從4月1日設立以來,經歷了炒房、炒地、落戶、炒車和租房等多重考驗。

　　趙天明開辦的房產中介公司,位于雄安三縣之一的容城縣。冬至日上午十點半,公司門口頗為冷清。偌大的屋里,他一個人坐著玩手機游戲。

　　“你看,我現在成了光桿司令。”他笑著回應外界對于雄安房地產市場的臆測。他說,現在房屋租賃價格已經穩定,因為“該租的都租了”。

　　國家電力投資集團公司是最早在雄安設立代表處的央企之一,地點位于容城縣奧威路一家賓館的后院,背街的辦公區顯得很低調。

　　待人接物熱情又不乏嚴謹的項目經理趙錚,已經在雄安生活工作了7個多月,基本適應了這里的生活節奏。被問及是否經過嚴格選拔才來到雄安?她笑而不答。

　　大量企業尤其是央企的到來,使得4公里不到的奧威路,成為全中國央企最密集的一條街。截至9月底,按照嚴控入區產業的原則,雄安新區首批批準了中國電信、中國人保等在新區設立48家企業,雄安新區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取得了營業執照。

　　12月20日,雄安新區和百度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共同推進雄安新區智能化建設。雙方共同打造的自動駕駛車隊,眼下正載著專業設備,密集“調研”雄安的路況。

　　奧威路再往東4公里,占地約1000畝的雄安市民服務中心,正在緊張建設中,建成后將成為部分企業在雄安的新駐地。現場工作人員表示,他們僅用十幾天時間,就蓋起了工地一側的辦公區。

　　今年53歲的郭志民是服務中心拆遷涉及的240多戶村民之一。服務中心臨時占地實行“先占地,后補償”,先支付地上附著物補償款,等新區征遷政策出臺后,再按照程序和標準兌付補償款。

　　這次臨時占地,老郭獲得了三筆收入:包括臨時租占土地補償,每半年750元；這一季的玉米,每畝補償1500元；青玉米秸稈,養殖企業每畝給700元。他對方案表示“滿意”。

　　雄安新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常務副主任劉寶玲此前曾表示,不要和群眾算小賬,要讓老百姓有更多的獲得感。這既是新區工作的目標,也是重要的方法。

　　預期新變化,“我能擁有什么樣的美好生活”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京津冀協同發展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重點,保持合理的職業結構,高起點、高質量編制好雄安新區規劃。

　　在等待規劃落地的過程中,雄安新區起步區——安興縣大王鎮北六村村民王帥,和很多村民一樣,對新區的預期也經歷了一個由“熱”變“冷”的過程。當時王帥愛人已經懷孕,得到雄安新區的確切消息后,他猜想村子很快就會拆遷,到時候縣城房價肯定要漲,不如先把房子租好,“一開拆就帶著老婆孩子住到城里去。”

　　然而,他設想的“無縫對接”并沒有實現。如今小孩已經出生幾個月了,村里還沒有一點動遷的跡象,兩萬元租住的房子也一直空著。

　　北六村是新區有名的富裕村。全村1300多戶,服裝加工企業和工商戶200多家。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這個村加工的服裝,從石家莊新華集貿市場,到北京雅寶路市場,一直賣到了莫斯科的中國市場。村民們聲稱,目前至少還有200位村民,正在遙遠的莫斯科售賣跨期生產的褲衩和棉服。

　　北六村黨支部書記陳克賓說,雄安三縣的服裝產業有一定基礎,現在新區規劃沒有出來,作為一名黨員,他的中心工作就是帶領村民服從大局,不等不靠,讓北六村的服裝產業從低端的加工環節,邁向高端的設計環節。

　　翻看大王鎮政府一位負責同志的工作筆記,從3月30日開始,細致地記錄了每天的工作內容。開門接待,上門走訪,全鎮的土地情況、房屋情況、墳墓情況等等,都被他摸得一清二楚,為后續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由于政策預期導致的潛在利益顯性化,土地、戶籍、集體資產分配等方面的諸多問題,需重新排查和梳理。和大王鎮一樣,雄安新區近4000名縣、鄉、村及駐村干部,撲下身子上門入戶,深入田間地頭,對矛盾糾紛開展拉網式排查,哪個村民反映的問題尚未解決、誰家的糾紛還沒有化解,都要一一建立臺賬積極化解。目前新區篩選發現9000多件歷史遺留問題,已完成94%,社會穩定形勢良好。

　　陳克賓不止一次設想過北六村和自己的未來,或繼續從事服裝行業,或融入從北京承接過來的新產業之中。

　　經過7個多月的等待,北六村村民的預期,逐漸從“賠我多少錢”,轉變為“我能擁有怎么樣的美好生活”。

　　“我常和村民講,大家耐心點,這里會是一個了不起的地方。”陳克賓充滿信心地說。

　　武安：“冶煉重鎮”爬坡過坎“去產能”

　　“過去五年,“冶煉重鎮”武安共壓減鋼鐵產能1767萬噸,相當于490艘遼寧艦的鋼材重量。武安市委書記魏雪生表示,鋼鐵去產能是繞不過去的坎兒,如果沒有一個上符合國家政策、下符合武安實際、公平公正接地氣的辦法,武安的發展不堪設想

官員直言去產能是繞不過去的坎兒

　　武安就是那種“老天賞飯吃”的地方。鐵礦石儲量5.5億噸,坐擁全國四大富礦基地之一；自古出產鐵礦,漢代49處鐵官之一,境內至今保留著漢、宋和元時期的冶鐵遺址。

　　儲量豐富的鐵礦石,加上鄰近山西豐富的煤炭,為武漢鋼鐵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源供給。1958年,武安就成為了河北省首個“千噸鋼”紅旗縣。

　　改革開放后,武安為數眾多的民營鋼鐵企業,陸續實現鐵變鋼、鋼變材的產業升級。截至2012年,武安鋼鐵產量占河北全省的八分之一。鋼鐵工業增加值,占武安全市工業增加值的80%以上。

　　過度依賴資源的增長模式最終難以為繼。2013年,河北省下發《關于印發河北省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方案的通知》提出“6643”工程,確定武安從2013年到2017年,需要壓減煉鐵產能931萬噸、煉鋼產能836萬噸,這幾乎等于整個英國的鋼鐵產能。

　　直接從業人員7萬人,上下游產業從業人員5.3萬人的武安,10多家鋼鐵企業全部為民營,全部存在銀行貸款和民間借貸。關停任何一家,都可能引發金融風險和群體性事件。

　　回顧這5年,當地官員直言去產能之路　“越來越難”:

　　2013年至2014年,大多是閑置產能,相對容易；

　　2015年開始觸及部分企業的在產設備,難度開始加大；

　　2016年進入“深水區”,除國家和省市補償外,武安再按照每萬噸產能50萬元的標準,追加貼補；

　　2017年是收官之年,但是鋼鐵市場持續火熱,秋冬季限產開始執行……

　　拆除一座爐子,整個生產鏈條上的其他設備全部失去作用。“高爐一拆,上下游產業鏈整體損失接近10億。”武安一家鋼鐵企業的老板憂心地說。

　　武安市委書記魏雪生則認為,鋼鐵去產能是繞不過去的坎兒,如果沒有一個上符合國家政策、下符合武安實際、公平公正接地氣的辦法,武安的發展不堪設想。

　　于是,在當地政府主導下,武安建立產能交易互助平臺,用“鋼鐵產能指標置換交易金”的辦法,巧妙且妥善地推進壓減進度。

　　武安市發改局副局長萬順捷指著辦公室墻上復雜的流程表說:“通俗地講,就是企業先湊份子錢,然后讓不拆爐子的出錢,拆爐子的得到補償。”

　　2016年,武安市按照所有企業都承擔壓減任務原則,以《河北省鋼鐵產業結構調整方案》確定的武安2012年底的裝備和產能為基數,計算出當時16家鋼企的產能占比,按此比例將去產能任務分配給企業。

　　16家鋼企根據各自承擔的任務數,按每萬噸鐵、鋼產能各100萬元標準,繳納“鋼鐵產能指標置換交易金”,專項用于補償壓減裝備的企業。利用這些交易金形成的“資金池”,武安市建起全國首個縣級鋼鐵產能指標交易平臺。

　　2017年,鋼鐵市場行情回暖,武安順勢將互助金標準由從100萬元提高到200萬元。

　　以交易金為指揮棒,武安鋼鐵去產能之路,在市場規律引導下穩步推進。截至2017年9月6日,武安順利完成5年壓減鋼鐵產能任務,沒有發生由此導致的群訪事件。

　　民企宣示轉型升級退“群”不退“圈”

　　武安廣耀鋼鐵從13立方米的高爐起步,用20年時間,發展到擁有800立方米高爐的規模企業。

　　2010年,29歲的史金棟,從父親和叔叔手中接過企業。當時,他的夢想是再建一個1080立方米的高爐,把企業的規模擴大一倍。但是從2013年開始的產能壓減,對廣耀鋼鐵產生了巨大的沖擊。

　　走進武安市郊的廣耀廠區,已經沒有了熱鬧的生產場景。裝著從設備上拆下來的廢舊鋼材,大卡車一輛接著一輛駛離。根據當時的行情,光耀多生產一天,就多賺500萬元。

　　“我還年輕,轉型還有機會。”8月31日,史金棟在退“群”時說了這么一句話,讓很多人動容。

　　“心有不甘是肯定的,但接下去肯定越來越難,所以決定選擇合適的時機退出。”史金棟動情地說,武安十幾家鋼鐵企業,拆爐子的鍋,誰都不愿意背。但是繼續惡性競爭,誰都沒有好日子。

　　企業整體退出,拿到了理想的補償金,現在的史金棟不用再為企業環保壓力和安全生產夜不能寐。他并不打算離開武安鋼鐵產業這個“朋友圈”,轉型的具體方案還沒有出來,但是方向已經明確。

　　除了廣耀,2017年,武安市還有東山、運豐兩家鋼鐵企業,也實現了整體停產。一批鋼鐵工人何去何從,成了主管部門的頭等大事。

　　27歲的任雪濤,家在廣耀附近的農村,曾經是廣耀煉鐵車間熱風崗的職工,“說白點就是燒煤球的”。他沒想到廣耀會退出,看到空蕩蕩的廠區,也會感慨,不過更多的慶幸,因為又找到一份自己滿意的工作。

　　任雪濤新入職的這家新能源企業,是距廣耀鋼鐵10公里的河北銀隆,整潔的廠房,大片的綠地,連每一輛小汽車停車時的車頭朝向,年輕的保安都會認真監督司機保持一致……

　　“錢不少掙,環境還好。不光我滿意,我老婆也滿意,過去她總擔心我上班遇到煤氣泄漏啥的。”任雪濤說。

　　2017年,3000多名像任雪濤這樣從鋼鐵企業退出來的工人,通過技能培訓,在新的企業找到了工作。4000多名職工則依托勞動部門,通過企業內部轉崗繼續就業。

　　“武安是個好地方,有山有水有文化。”武安人經常這樣介紹家鄉。太行山東麓的武安,除了鋼鐵之城,其實還是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國家園林城市。這里除了有800里秀美太行山水,還擁有磁山文化、冶煉文化、商幫文化、戲曲文化、紅色文化、地方民俗文化等六大文化脈系。

　　逐漸走出產能羈絆的武安,對于未來的發展定位更加清晰。2017年武安市政府報告明確提出,未來5年全力打好生態治理攻堅戰,健全生態修復長效保護機制,全力打好旅游提升攻堅戰,力爭旅游業總收入超過100億元。(文中部分為化名)

　　（記者劉荒、黃海波）(參與采訪徐根紅、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