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張孝騫（中）在北京協和醫院參加會診（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新華社北京１２月２８日電　題：張孝騫的遺產

　　新華社記者李柯勇

　　一摞小本子、一根拐棍、一個聽診器，這是張孝騫的三樣遺物。

　　在記者的采訪中，每位醫生都滿懷敬畏地提起它們，似乎這幾個普通物件背后藏著道不盡的秘密。

　　如今，知道張孝騫這個名字的人不多了，他已經離世３０年。生前，他職位不算高，連一本書都沒出過，也沒有給子孫攢下多少財富，卻留給后世一筆巨大的精神遺產。

　　醫生們景仰他，將他視為一個時代的高峰。

　　患者們懷念他，說讓他看病是一生的幸運。

　　１２月２８日，北京協和醫院隆重紀念內科老主任張孝騫誕辰１２０周年。當凝視他那三件遺物時，人們會不由得思考一個問題——什么是醫生？

　　小本子：“醫道秘訣”究竟在哪里？

　　巴掌大小的筆記本，幾十冊，整齊地碼在協和醫院院史館一張老木桌上。打開來，里頭密密麻麻地記滿了病人的姓名、年齡、病案號、病情、初步診斷等，紙張已然泛黃。

　　作為新中國首批學部委員（院士），張孝騫有著崇高的學術地位，卻終生沒有一部獨立著作。在今天看來，這著實有些不可思議。除了一些單篇文章外，他留下的就是這些小本子。

　　現任北京協和醫院內科學系主任張奉春說：“他絕不是隨隨便便記的，那簡直就是一個資料庫。”

　　“８５后”內科醫生夏鵬剛來協和就聽人講過，當年查房，張孝騫總拿著小本子，遇到一些特殊病例，隨口就說，你去參考某書的某頁，就擺在圖書館哪個書架的什么位置；或者說，這類病哪種雜志報道過，截至哪年，總共有多少例。年輕醫生跑去一查，果然絲毫不差。起初，夏鵬還以為這只是傳說，后來偶然翻閱上世紀６０年代的舊病歷，才發現這樣的情況竟不止一次被記錄在案。

　　曾有不少人想整理張孝騫的小本子，從中探求醫道秘訣，卻都迷惘而歸，無人能夠還原那些只言片語背后的幽深思考。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醫生們對一名習慣性骨折的病人束手無策，請張孝騫來會診。只見他那雙布滿老年斑的手一遍又一遍在病人身上摸索著，忽然，在右側腹股溝停了下來，那里有個誰都沒在意的小腫塊。他想了想說：“這大概就是病根。”

　　醫生們一頭霧水：腫塊究竟是什么性質？與病人的癥狀有什么關系？

　　張孝騫建議，把腫塊切除。

　　大家驚奇地發現，術后，患者的病情很快好轉了。

　　而更大的驚奇還在后面——病理診斷證實，腫塊為功能性間葉瘤。這是一個極為罕見的病例，在此前的世界醫學文獻中，總共只報道過７例。

　　“張老的判斷力太驚人了。”張孝騫“重徒孫”輩的消化內科醫生吳東說，“在那個信息匱乏的年代，要不是極熱愛醫學，不可能掌握這么淵博的學識。”

　　１９８１年，在一次全國性的學術會議上，會議組織者提出了一個極為困難的臨床病例，作為“擂臺賽”題目。來自各地的專家們紛紛作出診斷，但分歧很大。最后，所有目光都聚焦到了張孝騫身上。他精辟分析，得出了與眾不同的結論。而病理診斷結果證實，他的論斷完全正確，全場無不嘆服。

　　張孝騫總能見人所未見，思人所未思，洞察力之強，有時甚至超過機器。張奉春回憶，有一次會診一個胃腸病人，超聲檢查沒有發現異常。“張老親自給病人查體，手法很復雜，哪里深，哪里淺，位置、角度都有考慮，過一會兒說：‘這兒有個腫塊。’大家又去摸，都摸不出來。既然張老說有，那就重新做超聲，調換角度，左轉位，右轉位，終于——看出來了。”

　　一次又一次“奇跡”積累起了張孝騫傳奇般的聲望。人們說，他為中國醫學寫下了一部“無形的巨著”。年事已高時，他每次都由人攙扶著，顫顫巍巍地去查房。年輕大夫們前簇后擁，畢恭畢敬，如眾星捧月。

　　然而，他常掛在嘴邊的兩句話是，“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他不止一次談起自己的失誤：上世紀５０年代，由于他沒能及時發現一位病人的靜脈炎病史，間接導致其出院后因肺動脈栓塞死亡。

　　“當醫生的時間越長，信心反而越小。”他在文章中寫道，“我看了一輩子病，我總覺得，一個醫生不管他的本領多么高，他對病人病情的了解，是無限度的，是無止境的。”

　　張孝騫參加會診的協和老樓１０號樓２２３大教室迄今保持著原貌，一些上了年紀的大夫還記得當年的情景：他總是歪著頭，眼睛湊近小本子，仔細地記錄。晚年的他右眼幾近失明，左眼一米以外就看不清人，每天要靠擴瞳藥物維持視力，但仍堅持做筆記。他小心吃力地記著，字還是不知不覺寫串了行……寧靜的燈光照著他的白大衣，照著他衰老的禿頂和駝背，照出的不像一位被尊為“醫圣”的大權威，反倒像個認真聽課的小學生。

　　真正的秘訣，也許并不在那字里行間。

　　“我們最應該繼承的，就是張老真誠對待醫學的態度。”張奉春說，“無論何時，踏實行醫、虔誠治學的心不能變。”

　　1985年，張孝騫教授在北京協和醫院內科病房詢問患者病情及治療效果（資料照片）。

　　拐棍：“醫生能離開病人嗎？”

　　那根竹拐棍，是張孝騫晚年另一個“標配”。他去哪兒都拄著，用得太久，手柄都磨掉了漆。

　　直到８９歲，他還拄著拐棍去診治病人。

　　１９８６年７月，呼吸內科醫生陸慰萱想請張老幫忙看一個疑難病人，又很猶豫。那時張孝騫已確認了肺癌，一直痰中帶血。后來，張孝騫還是聽說了，拄起拐棍就出了門。

　　正是酷暑，烈日當頭。從門診樓到老樓的８樓２病房，要走５００多步，爬４２級樓梯。有電梯，但按規定只能用于轉運病人，張孝騫嚴守規定，步履蹣跚地去爬樓梯。不難想象，對這個生命只剩最后一年的老人來說，那段路是多么沉重的負擔！

　　當他氣喘吁吁地出現在病房門口時，陸慰萱和病人感動得都呆住了。

　　那天，張孝騫為這個病人忙了兩個多小時。

　　這，是他一生中看的最后一個病人。

　　拐棍不離開老人，張孝騫離不開病人。直至８５歲高齡，他早已辭去內科主任職務，還堅持一周兩次門診、４次查房的慣例。

　　查房時，他常會指出，以前哪年、在哪個病房、哪位醫師主管過類似病人。有時連主管大夫本人都忘了，他卻記得很清楚，讓眾人目瞪口呆。甚至二三十年前看過的病人，他都能說出姓名、病歷號，仿佛一直陪伴在病人身旁。

　　在現實生活中，張孝騫生就一副耿直、執拗的性格，不懂得、不了解的東西，絕不隨聲附和。對不勤奮的學生，他會暴跳如雷；對不負責任的醫生，他會當面訓斥，甚至把寫得不合格病歷摔在地上，絕不顧及什么面子。連子女們都怕他。他的次子張友會說：“只要父親在，家里就靜悄悄的。”

　　但是，從來沒人見過張孝騫對病人發脾氣。

　　“很多病人找到家里請父親看病，他從不拒絕，而且不厭其煩。”張友會說，“有時候我們都有點煩了，他還一遍遍地講解，生怕病人聽不懂、記不住。”

　　１９８１年初，北京郊區某醫院一位醫生來找張孝騫，請他為一個年輕農民作書面會診。看了病歷，他感到單憑現有材料還不能下結論，就叮囑那位醫生，再給病人完善兩項檢查。

　　兩天過去了，一直沒有回話，張孝騫越等越焦急。讓助手打電話一問，檢查只做了一項。他臉上掠過一道陰影，從座位上站了起來，在辦公室內轉了幾圈，然后說：“不能等了。走，馬上去看病人！”說著，拉上助手就向郊區出發了。當然，又拄上了他的拐棍。

　　那么冷的天，那么大的專家，那么大年紀，卻親自跑來，那個從未見過張孝騫的農民病人和他的醫生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作為一代名醫，張孝騫什么身份的病人都見過，卻從不以衣著華樸、地位高低、關系親疏來決定醫療態度，從來都一視同仁。

　　不論什么人寫信求醫，他都親筆回復。協和檔案中，至今保存著他與各地老百姓的很多通信。如果來信人是北京的，他還會隨信附去一張門診預約條，客氣地寫上：“你要是方便的話，來醫院我再給你看看。”

　　后來他年紀大了，回信越來越吃力。學生想代寫，卻被他婉拒：“病人啊，因為尊敬我才給我寫這封信，如果我馬馬虎虎讓別人回答一下，對病人很不禮貌的。”

　　再后來，他實在寫不動了，為此深感自責。

　　１９８６年１月４日，８９歲的張孝騫在日記中寫道：“復幾封人民來信，占去不少時間，有些字的寫法記不清了，必須查字典！衰老之象，奈何。”

　　這幾行字，不知讓多少后輩唏噓慨嘆。

　　聽診器：不僅僅是一個工具

　　張奉春注意到一個細節：張孝騫晚年總是用一個特殊的聽診器——管子比通常的聽診器短半截。所以，他總是彎著腰聽，幾乎要趴在病人身上。

　　當時，張奉春看他吃力，就說：“您換我這個吧。”

　　張孝騫笑笑：“我耳朵不好了，短點才能聽得清楚些。”

　　原來，他是自己剪短的，就為了不失去最直觀的臨床感受。他一向不習慣靠下級大夫的匯報來診斷病情，而要親自查看。

　　有人說，張孝騫對臨床的堅持幾乎到了偏執的程度。不管現代化檢查手段多么豐富，他都認為不可以取代臨床直接觀察。并且，他最反對一上來就開一大堆檢查單，增加病人經濟負擔。

　　“這不僅是醫療方法問題，背后是深沉的悲憫之心和濃濃的家國情懷。”曾仔細研讀過張孝騫生平的吳東說。

　　年少時，張孝騫家境貧寒，上中學連做校服的錢都交不起。因此，他曾以實業救國為理想。可祖父說：“其實，中國又何止貧窮呢？疾病也是一種災禍啊。所謂貧病交加，生靈涂炭，才真是百姓的絕境。”這一席話，讓他選擇了從醫。

　　“七七事變”僅一周，張孝騫就出人意料地辭去協和醫院的優厚職位，舉家南下，寧肯去做一名普通教師，也不愿呆在淪陷區給日本傷兵看病，不愿充當侵略者的工具。

　　早年他曾兩次游學美國，不僅親身體驗了西方優越的科研條件，還做出了引起全美醫學界關注的成果，卻都婉拒了“留下來”的邀請。他有一句名言：“生命的泉，即使拌和著血和淚，也要在自己的國土上流淌。”

　　只因心懷抱國之志，張孝騫覺得，戴上聽診器解除百姓疾苦，是一件神圣的事，容不得半點玷污。

　　１９６４年，學醫的張友會從外地調來北京工作，有關領導找張孝騫征求意見，問是否可以安排到協和醫院。張孝騫生硬地回答：“如何安排，是組織上考慮的事。如果征求我的意見，我不同意將他安排到協和。”結果，友會只好去了其他單位。

　　１９７９年夏天，張孝騫突然說：“我準備到上海去休息一段時間。”奇怪，張主任幾十年來從沒主動提出過休息的要求啊！同事們勸他：“您要休息，也不能這種熱天往上海跑啊。”

　　張孝騫很堅決：“我現在必須離開北京。”

　　為什么？

　　他遲疑了一下，終于道出實情：“在今年報考醫院內科的研究生中，有一個叫張振新的學生，是我的孫子。我留在這里，出題、閱卷、錄取均不方便，必須回避。”

　　大家只得同意他去上海。

　　這次考試，張振新因成績不佳而落選。

　　“我這是自私嗎？是對孩子不負責嗎？”事后，張孝騫也曾這樣自問，但他對當年一位采訪者說：“有一點是可以自慰的，在我的一生中，從來沒有因個人私利而侵犯過社會的道義。”

　　他去世后，家人把他用了幾十年的一個聽診器送給羅慰慈留作紀念。羅慰慈是張孝騫人生最后階段住的呼吸組病房里的主管醫生，他把那個聽診器又用了幾十年，拿給記者看時，仍嶄新如初，足見保管之精心。

　　如今，羅慰慈也早已是耄耋之年，卻還清晰記得張孝騫的座右銘——“戒、慎、恐、懼”。“張老常說，病人把身家性命都交給了我們啊！我們怎能不感到恐懼呢？”

　　不熄的光彩

　　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９日，張孝騫的痰中發現了癌細胞，Ｘ光顯示他左上肺有個三角形的陰影。可是，他仍舊拄起拐棍，照例去參加查房，助手怎么攔也攔不住。隨后，他又戴起助聽器大聲地為大家分析病例，臉都紅了，像個興奮的孩子。

　　他一生沒有什么嗜好，最大也幾乎是唯一的樂趣就是看病。

　　“當病人終于康復時，我就會有一種愛情爆發般的幸福感，會覺得天是藍的，樹是綠的，迎面吹來的風都是甜的。”他曾這樣說。

　　他還說過：“我準備看病看到９０歲，到那時我就退休。”

　　當他倒下時，已行醫６５個年頭。

　　１９８７年３月，他已臥床不起。一天夜里，他剛從病痛中得到片刻解脫，一睜眼，就要求找內科副主任朱元玨：“我有要事商量。”

　　朱元玨從家里匆匆趕來。張孝騫問：“醫院這么大，病人這么多，夜里有事找得到大夫嗎？”朱元玨湊近他耳邊輕聲做了解釋。

　　“哦——”他滿意地應了一聲，放心地睡去。

　　那時，距他去世只有幾個月了。在神智迷茫之際，他魂牽夢繞的依然是他的病人。當他痛苦呻吟時，只要誰講起病人，他就陡然有了精神，臉頰因興奮而微微發紅，眼睛里會立即閃出光彩。

　　那光彩，仿佛從來不曾熄滅，至今，仍閃現在人們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