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反映南昌起義的油畫。新華社發(fā)
新華社北京７月３１日電? 題：建軍全紀錄——獻給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９０周年
新華社記者王玉山、王經國、梅世雄、梅常偉
南昌，人民軍隊誕生的地方。
在這座有著“英雄城”美譽的城市街頭，以“八一”命名的地方隨處可見：八一廣場、八一公園、八一大道、八一起義紀念碑……這一切，都源于９０年前８月１日發(fā)生在這里的一次影響深遠的武裝起義。
這個日子，后來被確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jié)。
關于這次起義的若干細節(jié)，早已濃縮在新中國成立后被開辟為“八一起義紀念館”的江西大旅社之內——這座有著百年歷史的建筑，當時是起義軍的總指揮部。
光影散落，一件件館藏沉默如雷；歲月如歌，一幕幕往事歷久彌新。
今天，讓我們再次回望那段可歌可泣的風雨路，追尋這支軍隊從新生到命名的建軍史。
新生
１９２７年的古城南昌，人口只有１０多萬。
８月１日凌晨２時從城內傳出的清脆槍聲，劃破了寂靜夜空，影響了整個中國。它標志著剛剛誕生6年多的中國共產黨在遭受血腥屠殺之后，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從１９２６年開始，中國政壇上兩支新興的力量——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北伐。可就在北伐戰(zhàn)爭節(jié)節(jié)勝利之際，蔣介石、汪精衛(wèi)相繼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６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僅僅三四個月后就銳減至不足萬人。
血的教訓，擦亮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眼睛：沒有革命的武裝就無法對付武裝的反革命。
起義地點選擇在南昌，是因為當時中國共產黨能夠掌握和影響的武裝力量大都聚集在武漢至九江的長江沿線。并且，國民革命軍第３軍軍官教育團團長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長是共產黨人朱德。
策動和領導起義的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成為新中國第一任總理的周恩來。賀龍被任命為起義軍代總指揮，葉挺為前敵總指揮——前者因“兩把菜刀拉起一支隊伍”而聞名，后者以北伐“鐵軍”屢戰(zhàn)屢勝而名揚。
此時，中國共產黨人還沒有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經驗，有過蘇聯(lián)伏龍芝軍事學院留學經歷的“川中名將”劉伯承被周恩來選中協(xié)助賀龍擬制起義計劃。
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８日，周恩來就起義計劃詢問賀龍意見。賀龍說，完全聽共產黨的命令，黨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周恩來說，共產黨對你下的第一個命令，就是黨的前委委任你為起義軍總指揮！
此時的南昌及其近郊只有國民黨朱培德的國民革命軍第５方面軍警備團等。因為身著相同的軍服，起義軍在脖子上系上醒目的紅布條以示區(qū)別。
戰(zhàn)斗過程有驚無險。以“山河統(tǒng)一”為口令的起義軍，僅用了４個多小時就肅清了南昌城內的守軍。當周恩來在歡呼的人群中走向舊江西省政府的西花廳時——誰也不會想到，２２年后，這位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者會在北京中南海同一地名的居所里，開始主持新中國的政府工作。
南昌起義誕新軍，喜慶工農始有兵。參加過南昌起義的百歲老人彭猗蘭生前回憶，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的早晨，南昌的街頭幾乎還和往常一樣，許多店鋪照常營業(yè)，只有滿城的標語和飄揚的紅旗，提醒人們昨夜發(fā)生了大事。
南昌槍聲，震驚天下。勢力強大的反動軍隊四面撲來，起義軍被迫撤離南昌，９月下旬在廣東北部大埔縣三河壩兵分兩路，主力由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率領開赴廣東南部的潮汕地區(qū)，余部４０００余人由朱德帶領留守當地阻擊敵軍。經過一次次苦戰(zhàn)，主力軍在潮汕失敗，朱德手下也僅存８００余人，師以上干部只剩朱德一人。
危急關頭，朱德在全體人員大會上說：“大家一定要看清革命的前途，不要被暫時的黑暗和困難所嚇倒。俄國在１９０５年革命失敗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暫時的。到了１９１７年，革命終于成功了。中國革命現在失敗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遮不住光明……”
南昌起義部隊最終保存下了這８００壯士。１９５５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授銜，在１０位元帥中，直接和間接參與南昌起義的有８位，他們是：朱德、劉伯承、賀龍、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林彪，其中３人就出自這最后８００人之中。
“南昌起義，宣告了黨領導下的一支新型人民軍隊的誕生。”軍史專家徐焰說，它從小到大、由弱到強，由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在歷史的天空中劃出一條與以往任何一支軍隊迥然不同的軌跡。
鑄魂
三灣，江西永新縣一個萬木蒼翠、群山環(huán)抱的小山村。
就在朱德率南昌起義余部艱難轉戰(zhàn)前，毛澤東在湖南與江西交界處發(fā)動了秋收起義。然而，部隊在攻打平江、瀏陽等縣城時，遭遇失敗，總指揮犧牲，近萬人馬只剩下不足千人。
毛澤東率部向江西境內的羅霄山脈中段轉移。這是一次沉重的行軍：指揮員不斷犧牲，傷員持續(xù)增加；更嚴重的是，部隊精神不振，紀律松弛，一些長官仍像舊軍隊一樣打罵士兵，掉隊、離隊的人越來越多，有的團、營甚至到了官多兵少、槍多人少的地步。
重重困難考驗著當時只有３４歲的毛澤東。他首先需要面對的是如何解決這支籠罩著失敗情緒的渙散隊伍。
１９２７年９月２９日晚，毛澤東在三灣村召開中共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決定對部隊實行整頓和改編：部隊縮編為一個團，團、營建立黨委，支部建在連上，設立黨代表；實行民主制度，連隊建立士兵委員會……
這，就是在人民軍隊建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三灣改編。
改編后的部隊凝聚力、戰(zhàn)斗力空前提高。１９２８年初，后來曾任共和國開國上將的宋任窮，被毛澤東委任為連黨代表，參與改造在井岡山占山為王的袁文才、王佐隊伍。年僅１９歲的宋任窮和其他共產黨員一起，很快使這些昔日的綠林豪杰轉變?yōu)榫哂懈叨扔X悟和組織紀律的戰(zhàn)士。這其中的原因，正如毛澤東后來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所指出的：“‘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
１９２８年４月，朱德率部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他們的隊伍被稱作“朱毛”紅軍，有一段時期，“朱毛”竟被外界誤傳為一人。
隨后，全國各地武裝起義誕生的工農革命軍相繼改稱“紅軍”。紅軍，這個源于蘇聯(lián)紅軍的名字，從此成了土地革命時期人民軍隊的統(tǒng)一稱號。
三灣改編創(chuàng)立了黨領導軍隊的嶄新制度。然而，使這一制度以決議的形式正式確定下來，還經歷了一番風風雨雨。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８日，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zhèn)一個祠堂里，紅四軍召開第九次黨代會——史稱“古田會議”。
會議一致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第一次以決議的形式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使聽黨的話、跟黨走成為官兵的崇高追求和必勝信念；第一次以決議的形式規(guī)定了軍隊的性質、宗旨和任務，解決了紅軍“為誰當兵、為誰扛槍、為誰打仗”的基本問題；第一次以決議的形式闡明了軍事與政治的關系，軍事機關與政治機關的關系，奠定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
思想建黨、政治建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勇敢地邁出了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鏗鏘步伐。
“從三灣改編到古田會議，中國共產黨逐步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和制度。”回顧人民軍隊９０年光輝歷程，軍史專家肖裕聲說，“自從血脈中注入了黨的基因，人民軍隊的面貌煥然一新。”
１９３１年，也就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第１０個年頭，中國共產黨人在江西瑞金建立了第一個全國性紅色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１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決定，８月１日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也從此成為人民軍隊的建軍節(jié)。
淬火
１９３６年８月，美國記者斯諾在延安采訪了毛澤東和他的戰(zhàn)友們。１４個月后，他的《紅星照耀中國》一經出版，就轟動世界。時任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看過此書后，３次約見這位與紅軍將領們打過交道的年輕人。
斯諾在書中稱長征為人類精神堅定無畏的豐碑。他寫到：“這些人當兵不只是為了有個飯碗，這些青年為了勝利而甘于送命。他們是人，是瘋子，還是神？”
當時的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還在長征途中，斯諾見到的是剛剛經歷過長征到達陜北的中央紅軍。這支隊伍翻越了１８座山脈，其中５座經年被雪覆蓋；跨越了２４條大河，歷經１２省２５０００華里，幾乎每天都有一場遭遇戰(zhàn)……
在事關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湘江戰(zhàn)役中，擔負總后衛(wèi)的紅３４師在師長陳樹湘的率領下，與十幾倍于自己的敵人殊死激戰(zhàn)4天5夜，鮮血染紅了滔滔江水。
開國中將韓偉在回憶錄《紅３４師浴血奮戰(zhàn)湘江之側》中曾這樣記述：“彈藥打光了，紅軍指戰(zhàn)員就用刺刀、槍托與沖上來的敵人拼殺，直殺得敵人尸橫遍野。我團一營有位福建籍連長，在戰(zhàn)斗中身負重傷，腸子被敵人炮彈炸了出來，仍帶領全連戰(zhàn)斗。陣地上空炮火橫飛，山上的松樹燒得只剩下枝桿，但同志們仍英勇堅守陣地，頑強戰(zhàn)斗。”
率部突圍時，陳樹湘不幸傷重被俘。押送途中，他趁敵不備，以驚人的毅力從傷口處掏出腸子，用力絞斷，壯烈犧牲，年僅２９歲……
湘江一役，長征出發(fā)時８萬余人的中央紅軍，僅剩下３萬余人。
１９３５年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重獲軍事指揮權，在他高超的指揮藝術下，盡管險境中的紅軍從此擺脫了危機，但長征途中依然有數不盡的艱難困苦：前有地方軍閥的堵截，后有國民黨部隊的追擊，每天天上幾十架飛機盤旋轟炸……
就在毛澤東指揮３萬紅軍擺脫國民黨４０萬重兵追剿、在貴州高原上演他一生中最為得意的“四渡赤水”后，雪山草地又擋在了這支衣衫襤褸、缺吃少彈的隊伍面前。
“草地綿延數百里，渺無人煙，沼澤遍布。我們呢，能吃的都在肚子里，能穿的都在身上，缺衣少吃，無醫(yī)無藥，每天都有戰(zhàn)友犧牲……”９８歲的老紅軍張文說，“雖然８０多年過去了，但我永遠記得長征路上的大哥大姐們，他們中許多人在行軍、戰(zhàn)斗中倒下了！”
據保守統(tǒng)計，至少有１萬名紅軍因為饑餓、寒冷、疾病倒在了四川西部的大雪山上和縱橫五百里、充滿毒素的水草地里。
為了民族、為了國家、為了人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一旦胸中的火焰被理想點燃，縱是千難萬險，也無法阻擋這些腳穿草鞋的紅軍將士。
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轉戰(zhàn)烏蒙山、激戰(zhàn)嘉陵江、血戰(zhàn)獨樹鎮(zhèn)……據統(tǒng)計，各路紅軍在漫漫征途中同敵人共進行了６００余次戰(zhàn)役戰(zhàn)斗，跨越了近百條江河，攀越４０余座高山險峰，創(chuàng)造了驚天動地的英雄壯舉，譜寫了可歌可泣的壯麗史詩。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當幾路九死一生的長征隊伍最終在中國西北會師的時候，紅軍的數量由３０余萬人減到４萬余人。犧牲者的名單上，包括４２２名營以上干部，其中有８名軍以上干部、８０多名師以上干部，以及更多的無名烈士。
“長征，意味著壯烈的犧牲、輝煌的勝利和精神的崛起，也塑造了這支軍隊的性格、底蘊和氣質。”軍史專家徐占權說，只有理解長征、理解長征精神，才能更好地理解人民軍隊、理解這支軍隊的精神。
砥柱
“長征是革命戰(zhàn)爭史上偉大的史詩，而且不僅于此。”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的第３年，來到延安采訪的另一位外國記者史沫特萊在書中這樣寫道：長征已經完成，紅軍正在繼續(xù)創(chuàng)造歷史。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剛剛結束長征的中國共產黨人以民族大義為重，拋棄前嫌，團結國民黨共御外侮。
８月２２日，在陜甘寧邊區(qū)的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下轄３個師的師長分別為參加過八一南昌起義的林彪、賀龍、劉伯承。
兩個月后，在主力紅軍長征后留在南方８省堅持了３年游擊戰(zhàn)的游擊隊員走出深山野林，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南昌起義時的前敵總指揮葉挺任軍長。
用國民黨的軍帽取代紅軍的八角帽，許多紅軍戰(zhàn)士一時難以接受。在陜西三原召開的１２９師抗日誓師大會上，滂沱大雨中，劉伯承第一個戴上綴著青天白日徽的黃帽子：“為了救國，讓我們暫時和紅五星告別吧……”
“一旦強虜寇邊疆，慷慨悲歌奔戰(zhàn)場。”當數十萬眾國民黨軍節(jié)節(jié)敗退、華北抗戰(zhàn)發(fā)生危機的時刻，尚未改編就緒的八路軍，毅然東渡黃河，開赴華北，直接對日作戰(zhàn)。
在平型關，八路軍第１１５師伏擊日軍精銳板垣第５師團，打破了所謂“皇軍不可戰(zhàn)勝”的神話；
在雁門關，第１２０師轉戰(zhàn)南北，殺傷日軍５００余人，擊毀日軍大量汽車、坦克和裝甲車；
在陽明堡，第１２９師一部夜襲日軍機場，擊毀敵機２０余架，囤聚山西的日寇一時失去了空中突擊力量，不得不分兵防御后方；
……
全面侵華之初，日軍并未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這支人數不足４萬、不少士兵甚至還沒有一支槍的隊伍視為對手。
“幾仗下來，小鬼子就都知道戴斗笠的八路不好惹了。”老紅軍夏精才曾回憶，從南方長征過來的紅軍多數有戴斗笠的習慣，沒想到這竟成了令鬼子懼怕的標志，“我們雖然缺少武器，但個個不怕死。”
當華北正面戰(zhàn)場整師整團的國民黨軍隊潮水般潰退時，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上旬，毛澤東又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到敵人后方去！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八路軍設伏黃土嶺，一舉殲滅日軍獨立第２混成旅團旅團長阿部規(guī)秀中將以下９００余人，讓這位所謂的“名將之花”，凋謝在太行山上。
“到堡壘密集的敵后作戰(zhàn)，完全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戰(zhàn)法。”軍史專家羅煥章說，僅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２年間，抗擊了侵華日軍三分之二以上、偽軍９０％以上的共產黨武裝，就損失慘重。
這時，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已在歐洲全面展開。在世界各主要戰(zhàn)場，法西斯軍隊長驅直入，狼煙滾滾，如入無人之境。
而在中國華北，八路軍以１００多個團２０萬精兵，發(fā)起了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略性進攻戰(zhàn)役——百團大戰(zhàn)，共殲滅日偽軍近４萬人，人心大振。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５日，日軍重兵包圍了位于山西遼縣的八路軍總部，副參謀長左權以身殉國，年僅３7歲。這位長征路上的紅一軍團參謀長，是抗戰(zhàn)期間八路軍犧牲的最高將領。
“我犧牲了我的一切幸福為我的事業(yè)來奮斗，請你相信這一道路是光明的、偉大的……”多年來，左權將軍唯一的女兒左太北，每每讀起父親生前留下的家信，都忍不住熱淚盈眶，“父親所做的一切只有一個信念，就是要把日本侵略者從中國趕出去……”
挺身擔大義，砥柱傲中流。
在這場事關民族生死存亡的抵御侵略的戰(zhàn)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以傷亡６０余萬人的代價，共殲滅日偽軍１７１．４萬人，建立了遍及１９個省區(qū)的抗日根據地，不斷發(fā)展壯大的人民軍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命名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僅僅過去１３天，毛澤東便離開延安前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商討國內和平。
毛澤東在重慶住了４３天，在共產黨做出有原則的讓步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國共雙方簽訂了關于和平建國、避免內戰(zhàn)的《雙十協(xié)定》。
然而，這來之不易的一紙協(xié)議仍無法滿足蔣介石的獨裁野心。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６日，國民黨向共產黨中原解放區(qū)大舉進攻——一場中國歷史上規(guī)模空前的內戰(zhàn)全面爆發(fā)。
渴望和平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得不被迫直面戰(zhàn)爭。同日，中原軍區(qū)部隊分南北兩路向西突圍——解放戰(zhàn)爭的序幕就此拉開。
此時，國民黨統(tǒng)治著中國四分之三以上的地區(qū)和３億以上的人口，共產黨的解放區(qū)只有１億多人口；國民黨軍達４３０余萬，共產黨總兵力只有１２０多萬人。
面對敵人的猖狂進攻，毛澤東堅定指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迅速制定了新的作戰(zhàn)方針：集中優(yōu)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
在這一方針指導下，共產黨軍隊依托解放區(qū)的有利條件，在大步進退中調動敵人，取得殲敵７０萬余人的重大勝利，粉碎了國民黨軍的全面進攻。
１９４７年８月，中原腹地，劉伯承、鄧小平率領十幾萬大軍千里挺進大別山。
非凡之人的非凡之舉，吹響了解放戰(zhàn)爭戰(zhàn)略進攻的號角。隨后，遼沈戰(zhàn)役、淮海戰(zhàn)役、平津戰(zhàn)役，一場場震撼世界的戰(zhàn)略大決戰(zhàn)在東北、華東、華北相繼展開。
由戰(zhàn)略防御到戰(zhàn)略進攻，由內線作戰(zhàn)到外線作戰(zhàn)，其意義正如后來毛澤東指出的那樣：“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統(tǒng)治由發(fā)展到消滅的轉折點。”
號角聲中，也逐漸誕生了“人民解放軍”這一人民軍隊沿用至今的稱謂。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作出《關于統(tǒng)一全軍組織及部隊番號的規(guī)定》，從此，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稱謂在全軍開始統(tǒng)一使用。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隨著共產黨的“小米加步槍”最終戰(zhàn)勝了國民黨的“飛機加大炮”，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告成立。
這一天，距離南昌起義２２年零２個月……
“在中國革命戰(zhàn)爭中，人民解放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了祖國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赴湯蹈火，前赴后繼，寫下了不朽的篇章，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業(yè)績。”軍史專家李泉說。
歷史，已永遠銘記這支軍隊的苦難與輝煌！
歷史，正深情注視這支軍隊的光榮與夢想！
